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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子提出的观点，也是要用于社会实践的。
西方的公民建基于人性恶，而生民的天生之性则是儒家的性善论。《荀子》记载，天之生民，非为君也。
因此，牟宗三在他的《政道与治道》一书中认为，虽然从人的良知中推导不出民主制度，但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儒家也希望国家越来越好，对于保护个人权利、维护善治的民主制度是不会反对的，甚至能和民主制度和谐共生，虽然不能从良知中内生民主制度，但可以把民主制度坎陷进去，通过这种坎陷的方式来实现儒学对民主制度的吸纳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公民虽然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概念，但却不具有普世性的外延与内涵，我们都知道，公民理论在西方也不是单一的，共和主义、自由主义、社群主义对公民都有自身的理解，而且差别很大，甚至在何为善这样的核心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。从先秦典籍来看，先秦时期的民除了生民之外，还包括黎民、庶民、下民、小民、平民，之后还有草民和臣民。目前，国内的生民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，还有很多基础性研究需要去做，还有很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去解决。二是照搬西方的公民理论，缺乏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自身民之理论的研究。
政治儒学研究中民的缺席 儒家的传统政治智慧，为解决今天的理论难题，提供了很多资源。郭忠华认为，儒家公民摇摆在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传统之间。除非推动结构转型，否则换了谁都无法解决。
如前所述，朱熹曾解释，所谓人，在位者也，正是京房引入六爻的那些代表性社会身份。只要这种扭曲存在，随时都可以吞噬任何人，如果说其他人无足轻重没有被历史记住的话，那么，位极人臣的翟方进，就没有理由再被忽略。在这样一个社会里，一个人无法对另一个人施加巨大影响...... 只依据一个人的话就信任一个人这样一种态度被摧毁了。人被定义成自我意识[17]、精神、强力意志、自为或此在[18]。
这是易学中义理派与象数派最初的分化[5]。后世常有人将汉代易学与京房易学混为一谈，可见其影响之深广。
对比欧洲启蒙运动理性的发现，道学，作为内圣外王之学，作为个体发现自我、参与公共事务之学，既需要在个体的自我意识中发现理性，又需要个体在群体中行动时能在理性指导下取得有实际效果的实践，才能比肩欧洲启蒙。无论是新天人合一，还是旧天人合一，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即，只有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人，才能参与天人合一的建构。圣贤在下，言即道也[6]。在京房将宗法概念引入周易卦象以前，儒家应对公共事务的主要工具是公羊春秋学，用以决断各种疑难案件，如董仲舒弟子吕不舒治淮南狱，雋不疑引《春秋》断卫太子案，萧望之据《春秋》定匈奴策，等等，都是为儒家赢得了巨大声誉的著名案例。
咸即感，是孔子加上了心，将肢体接触的咸，推广到从心之感，从而引入道。这种社会演进转型带来的结构问题，加之前述观念上的人君混淆不清，使得在汉代，人君关系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关系。翟方进以射策甲科为郎，也在这个序列，而且，他也善以儒学谈论灾异，据清代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之《汉儒言灾异》篇： 成帝以灾异，用翟方进言，遂出宠臣张放于外，赐萧望之爵，登用周堪为谏大夫。而我们要追问的是，就算是一次政治斗争，又如何可能以萤惑守心为合法性依据？ 翟方进作为宰相，位列三公，在名义上居百官之首，是职位最高的官员，尽管实际权力受到内臣的侵蚀，但仍是君以下整个社会结构中人（在位者）的代表，因为萤惑守心这一针对君的灾异天象而被迫自杀，可谓西汉人君关系结构性冲突的极端事件，同时也是代表性事件。
如果接受京房易学，就意味着接受一系列新的易理，包括天子与官僚的世应互动等等，将允许官僚阶层介入公共事务。他是历史第一个因为灾异天象而被迫自杀的宰相，也是最后一个。
而中国式启蒙观念，从诞生之日起，就承担了在不平等结构中进行说服的任务，就起到了身份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作用，就成为了无权者争取权利的武器。那么，谁是股肱？ 在《易》里，咸卦是一个涉及身体部位的卦。
那么，人们是如何从海量意见中删选出最有价值的意见？换句话说，说服的一般规律是什么？没有疑惑，就不需要意见，就不存在说服。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逆转，大夫有了教导天子的可能。皮埃尔·马南对此评述说，身份平等意味着个人影响的终结。(《论语·季氏第十六》) 在孔子看来，涉及礼乐征伐的公共事务，都只能从天子出，且需要把其他阶层排除在外。Jeffrey Barash (UPJV), ? Traduction, théologie et philosophie : la question de la traduction des textes du jeune Heidegger en fran?ais. ? in Journée d'étude LA RéFéRENCE BIBLIQUE DANS LA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 : QUELQUES CAS DE FIGURES, le 13 octobre 2014, IPT - Amphithéatre, 83, boulevard Arago, 75014 Paris. 进入专题： 启蒙 。这一次的结果更具戏剧性，在人君之争中，官僚士人阶层一边倒地拥戴人的代表性人物，君失去了精英阶层的支持，以天子禅让、西汉灭亡告终。
因此，在个体与群体之间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说服定理，或者称启蒙定理： 任何信念的确立代价变小，接受它以返回信实状态的行动者必定增多。自然态度本是现象学术语，经许茨引入社会学，它所具有的特征在于，除非人们把相反的证据加给自然态度，否则，它就认为这个世界及各种事物都是理所当然的[14]。
可想而知，面对传言中的萤惑守心天象，翟方进当如何解？此时此刻，无论谁在宰相的位置上，都是众矢之的，在劫难逃。本来四时、四方和《易》的卦象是没有关系的，孟喜发明了卦气说，直接动机是为了预测灾变，却意外地把时空观念引入周易，为后世易学的发展构建了全新的时空框架。
也正因此，为易学的崛起提供了空间。另一方面，汉代出现灾异天象，天子往往会下罪己诏，在东汉安帝的一份诏书（《后汉书》卷四十四）里，安帝认为问题在于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。
而疑惑是一种不安宁、不满足的焦虑状态。疑惑是探索的唯一动机。经过京房的工作，以周易预测灾异更加灵验。这意味着，我们不仅依照思想史的进路，考查观念在个体意识中的变化，我们还要考察人们凭着这些观念进入群体之中，采取行动后，会有什么历史效果。
所以，第五层为以易解人君关系，以观念理解结构。民从孔子的天下有道，庶人不议到清代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获得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正当性。
对个体来说，是在公共事务中提出尽可能好的意见，对集体来说，是创建和维护意见自由流转的社会交往机制。商品只有在市场体系中自由竞争，才能分出优劣，意见只有在社会交往中自由辩论，才能分出高下，只有能帮助最多人返回信实状态的意见，才是高质量的意见。
京房死后三十年，在京房易学被用来解释天灾，而非人君关系的微妙历史时刻，时任宰相翟方进不幸遭遇了萤惑守心传言，西汉人君结构性矛盾随即被推向极端。第一层，也是最外层，是总体架构，在社会的结构转型中看待具体人的历史实践。
唯有依照京房易学，才可能把股肱精确定位到三公。白虎观会议之后，清议兴起，士大夫终于有了公开谈论公共事务的权利，虽然只限于清议，而非参与。在这一系列人君矛盾造就的极端事件冲击之下，东汉时，章帝亲自主持了白虎观会议，并委托班固编纂《白虎通》。所以，权威秩序总是与等级制的社会相生相伴的，而且，真正的权威仅凭等级秩序就可以发生效力，而既不需要暴力、也不需要强力，甚至连说服都不需要，可以仅凭着权威身份要求他人服从，因此，在使用强力（force）的地方，权威本身就失败了，在运用论辩说服的地方，权威也就不起作用了。
一方面，只有在具体的社会行动中观察实际效果，才能得知观念的被接受程度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中央官衙，或是地方，都由长官一个人负担全部责任。
翟方进被逼自杀后十五年，人君关系再次走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。1831年，托克维尔游历美国，发现身份平等是这片新大陆最根本的社会特征。
虽然给他启蒙，但是仍然保持自己卑下的地位。但强力和暴力可以压制探索，却不能消除疑惑和焦虑。